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有关茶的封面专题，从若干年前就已经开始操作，最早是去原产地考察，采访当地的茶农和科研部门。也做过一些工夫茶的研究。之所以去年专去日本和台湾地区采访茶界状态，是因为我们想弄清楚，在日常的饮茶系统之外，是不是存在一个包含了复杂审美，更精致饮用方式，更注重礼仪、器物和饮茶心境的茶世界。毕竟，茶书里所记载的古人的饮茶方式，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，都比今日所见要复杂许多。

台湾食养山房，茶界、艺术界人士都是这里的常客

结果确实如此。日本从宋禅院学习了抹茶道，到了千利休时代又按照自己的形态改变成了日本的茶道，流传下来成为若干流派。而明末时候，中国使用壶泡的饮茶方式再次改变日本，隐元禅师的进入，使日本形成了煎茶道之风，流传至今。这些饮茶方式虽然已经带有了浓厚的日本文化气息，但还是能从中看出很多历史上中国茶道的深厚影响，包括器物、动作，以及贯穿在其中的若干思想。台湾地区也是如此，从潮汕工夫茶和日本茶道分别吸取到很多东西的台湾茶人，近30年已经形成了自己对茶世界的独到看法，无论是饮茶的方式，还是喝茶的环境，包括茶具的制造和审美。这些去现场探访的结果，最终成为我们去年的那本《茶之道》专刊。

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存在。去年日本的采访，仅仅完成了抹茶道的观察，那么与中国今日饮茶方式更接近的煎茶道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煎茶道与唐朝流传的煎茶之名相同，饮法却又传自明代？中日茶风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渊源？其茶道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？包括中国自唐陆羽所确定的饮茶方式是否该称茶道？带着这些令我们困惑的问题，我们再次去日本。当然，台湾、香港地区的情况也类似，我们也有大量尚未得出答案的问题想去征询台湾茶人的意见。比如老茶的情况、柴烧茶器的情况，这些在大陆都才刚刚兴起，当地却已经流行了若干年。

在日本，有两个采访令人难忘。一个是日本东京学艺大学高桥忠彦教授的采访。他告诉我们中国与日本的茶世界的点滴变化，都是根据大量资料得来的研究成果，非常有依据。

“唐之前，南北朝时期，茶的流行仅限于南方。到了唐代，陆羽开始办茶会，他和当时上层人士，如颜真卿等往来甚多，这种茶会，形成了很多规则，包括器物都有了严格规定（包括客人来了煮茶，煎茶之名由此而来）。这种茶会，是享受茶、享受生活的开始，当时的影响不局限于宫廷和士大夫，迅速在寺庙中普及，也成为一般人家的待客之道。你看白居易的诗歌里就有大量关于茶会的记载，而陆羽的《茶经》，基本上就是关于茶的百科词典，因为他的坚持，这也成为今天的茶的主要饮用方式。虽然唐时煮茶，宋时点茶，明改用泡茶，但享受茶所带来乐趣的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当下。”

宋时日本僧人到天台山朝圣，据说这里山峰如莲花，他们带回日本的，不仅是佛典，还包括当时寺庙流行的点茶方式，荣西和尚学会了种茶、采茶和制茶，且编写了《吃茶养生录》。“在中国，《茶经》的读者可能不多了，这和荣西的书一样，在日本读者也不多。可是，并不表示他的经验没有流传，他对茶带来的健康的观念，在日本影响至今，成为日本文化里根深蒂固的观念。”
也许就因为这种影响，所以虽然明朝传入了泡茶方式，可是文人们还是不愿将其称为简单的泡茶，他们还是按照唐时古书称谓，称之为煎茶。高桥解释，中日茶文化的这种反复交流，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，使得两国茶文化都以一种新的方式在前行。

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安藤雅信。这位日本陶艺家现在制作的片口，在日本是饮用清酒的器物，在中国却成了非常好用的公道杯。安藤欣喜于自己所做的器物在中国被当作茶器使用，他说：“过去中国茶道影响了日本，现在两国又在茶文化交流之中，如果我做的东西，能给交流中的文化增添一点点，那就是特别自豪的事情。”

这种敞开的心态，特别让人欣赏。

其实两国茶文化的相互影响，一直都存在。中国古老的茶文化传播到日本，在日本承袭下来。台湾的茶文化之所以复兴，受到日本保留的中国茶文化的影响，台湾茶人放弃了本位主义，才迎来了自己饮茶方式的变革。到马来西亚寻访老茶的流转，也是交流融通的过程。这也许正是我们做这一期《茶之道》的意外收获——不仅收获了关于茶的若干真知，更明白了，只有在不断的敞开与交流中，中国的茶文化系统才能越来越丰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