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本茶道与中国茶道大小异

　　品茶有如品味人生的过程，品位不同的茶有如品位不同的人生。她带给你幸福、高贵、陶醉，让你感受苦涩、卑微、风雨。令你沉思、明白责任、懂得包容。

　　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动物，虽然欲望可能是无限的，但实际需求仍然是有限度的。日本元禄时代的茶书《南方录》中，立花实山阐述千利休所追求的日本茶道的理想形式时说：“小草庵的茶之汤，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。追求豪华房宅、美味食品，乃俗世之举。屋，能遮雨；食，能解饥，足矣，此乃佛之教诲，茶之汤之本意也。

　　汲水、取柴、烧水、点茶，供佛，施人，亦自饮；立花，焚香，此等行为皆为践行佛祖之举止也。”

　　《南方录》开篇这段对日本茶道真谛的阐释文字，非常精当地概括出了日本茶道的最大特色，即它是基于对人的欲望、对作为人的最低需求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文化，它不仅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修习者的生物性需求，同时还得体地满足了修习者的社会性需求，并且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修习者的情感需求。日本茶道的这一特色，就集中体现在其主要的修行内容－－“茶事”上面。

　　“茶事”概说

　　学习日本茶道，其基本程序是先学习行礼、寒暄的方法，接下来是学习每一个茶道具的操作方法及其相关知识，然后是由浅入深地学习各种点炭、点茶的方法及其相关知识。这些分步修习的最终目的，就是为了能够完成一次理想的“茶事”。那么，什么样的“茶事”，才是茶人理想中的“茶事”呢？

　　在具体探讨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有必要先对“茶事”一词的含意，进行简单地整理和界定。由于日语的表记本身受中国汉字的影响很大，所以日语中使用的许多汉字与我们中国的现行汉字不但字形一样，而且在字意上也一样或者很相近。但是，我们切不可因此就望文生义，想当然地把日语中的汉字词等同于汉语来理解，如对待“茶事”和“茶会”这两个词就要格外注意这一点。

　　在汉语中，自古以来，“茶事”一词很少用来表达“吃茶”的含义，它大多是用来表示茶的种植、采摘、制作、销售等茶业方面的事情；只有“茶会”这个词才是专门用来表达吃茶含义的词，但需特别注意的是，汉语的“茶会”也只有吃茶的含义，并没有特意将吃茶礼仪与饮食礼仪合并而行之意。

　　与之相对，日语中的“茶事”与“茶会”则不同，它们都有吃茶之意。而且，在16世纪之前，“茶事”与“茶会”的含义区分不是很明确。例如，在《看闻御记》中，到处可见“茶事”与“茶会”的记录，细考其含义，基本都是指“斗茶”游戏之会而言的。对于《看闻御记》的记录者－－后崇光院贞成亲王而言，斗茶游戏可谓是他及其周边的王公贵族们最为喜欢的游戏方法之一。这些王公贵族及其属下们每次举行这样的斗茶游戏时，都要预先决定一个“御头”(即负责人)并且大家轮流坐庄。一般情况下，“御头”要负责准备赌品，有时也会由参会者“赌品各持参”(《看闻御记》嘉吉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条等)。赌品的内容也是各色各样，“有茶会，赌品为三色绵、圆镜一面、扇子一把、厚纸一束”(《经觉私要钞》宽正三年正月四日条等)。而且，“茶前一献”，即每次举行斗茶游戏前还要先喝上一杯酒，然后才开始斗茶。胜者各取所赢之物，赌品如有剩余，则用掷色子的方式来进行分配。“茶了酒宴催兴”，斗茶结束后往往还会尽情地大吃大喝一顿，大有一种小赌怡情的感觉。不过，有时这种斗茶游戏会连日进行，甚至会“朝行藏庵顺茶事……晚又茶事”夜以继日地斗茶(《看闻御记》永享七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条等)，这就有点儿难以用“小赌”名之，大概该称之为“豪赌”了吧。

　　但是，大体上自16世纪中后期开始，随着日本茶道的形成和发展，文献中逐渐趋向于用“茶会”来称呼一般意义的饮茶，而将“茶事”限定为日本茶道的专用语。那么，二者的区别何在呢？“所谓茶事，即通过点一碗浓茶，总括主客交流的所有要素，综合所有的文化，创造出新的美，时而作为一种社交活动来进行，时而作为一种庄严的仪礼来举办，其形式多样，内容丰富多彩。”(千宗室：《正午之茶事》“序言”，淡交社1985年)。简言之，“茶事”，就是食礼与茶礼的精美结合，即“茶事”不单包含饮茶，还伴有怀石料理的应酬，茶事的参加人数最多在5人左右，其更加重视和追求精神层面的内容；而“茶会”则多指单纯的饮茶，不伴有怀石料理的应酬，参加人数少可几十、数百，多可达几千，其重视的更多的是饮茶的社交性。在现代日本，有时举办茶会时，也会采取与“茶事”极为近似的形式，即分设“茶席”和“点心”席，在“茶席”专门喝茶，在“点心”席主人为客人提供一点儿简单的饭菜，简单得有时甚至就是一份盒饭或者一小碗荞面条，根本谈不上礼仪上的应酬。所以，我们在谈到日本茶道时，将其主要的修行内容“茶事”翻译成“茶会”是不够准确的，中文文献中对日本茶道的专业用语“茶事”的处理，直取其形意而不做翻译的做法，源自清人黄遵宪，笔者亦赞同其做法。

　　日本茶道举办的茶事，种类很多，根据举办茶事的主题来进行分类的话，则既有以赏雪、月、花为主题的季节性茶事，也有庆祝某人新婚或逝世几周年之类的茶事等；若根据茶事具体举办的时间来分，则又可分为“拂晓茶事、早晨茶事、正午茶事、晚间茶事、临时茶事”这样五种。

　　举办茶事时，主人在决定了茶事的主题、时间、地点以后，一般要充分考虑到客人回复的时间，大约在举办茶事的一到两个星期以前，正式向客人发出请帖，请帖里要注明茶事的时间、地点以及所邀请的客人。在现代社会，由于通讯手段愈来愈发达，亲密朋友间往往也会通过传真、电话来发出邀请，但在一般情况下，如举办正午茶事，主人都会用毛笔亲自书写请帖，函寄相邀。客人收到请帖以后，如果决定参加茶事，就要在举办茶事的两三天前给主人答复，并且要在正式举办茶事的前一天，去向主人当面致谢，这被称为“前礼”，而且在茶事结束的第二天，客人还要再一次到主人家，向举办茶事的主人表示感谢，这被称为“后礼”。

　　茶事是“用餐仪礼”与“饮茶仪礼”的一种组合。一次正规的茶事，一般是由“前席(初座)”、“席间休息(日语称之为‘中立’)”、“后席(后座)”这样三部分构成。客人按约定的时间由茶庭进入茶室，先是主客的礼仪性寒暄，随后是点炭(初炭)、为客人献上怀石料理、茶点心。客人用完怀石料理、点心后退席至茶庭中小憩，此即所谓的“中立”。客人席间休息时，主人则要迅速重新整理和装饰茶室，一切准备停当后，按着约定好的击打方法敲铜锣以通知客人再次入席。这席间休息后的茶席即所谓的“后席”。“后席”的主要内容是点浓茶、点炭(后炭)、上茶点心、点薄茶、主客互致感谢辞别之礼。

　　“一汁三菜”的怀石

　　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。因为人是动物，所以人也自然有着与动物一样的维持个体延续之需求，即“生物性需求”或“生理要求”。“食、色，性也。”(《孟子·告子上》)，“饮食”则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。日本茶道的特色之一就在于，“茶事”将饮茶礼仪与用餐礼仪合而为一，首先满足了人的最基本的生物性需求。

　　前席进餐→席间休息→后席吃茶，这种茶事的形式，大约是在日本天文年间(1532-1555)形成的(筒井hóng一：《怀石之研究》，淡交社2002年版，第56-57页)。日本茶道成立初期的茶事料理，是对本膳料理的一种简化。日本室町时代的正式料理－－本膳料理，也被称作是七五三料理，一般是在中央摆放一个食案(一之膳)，在其两侧摆两个食案(二之膳、三之膳)，再多的时候还会在对面摆出四之膳至七之膳，而且一般在每个膳里各要摆放上七种、五种、三种点心。“绍鸥的时候，直到十年前，大家还会不吝金银准备二之膳、三之膳”(《山上宗二记》)。由此可见，茶事的料理虽然没有本膳料理那么正式，但在茶事成立初期也是相当讲究的。而且，由于过度追求满足客人的口福，如元龟3年(1572)的《乌鼠集四卷书》所述：“准备料理时的要点是，给山区的客人准备海河之物，给海滨之人准备山野之物。依此类推，给居住北方的人准备南国食物”，结果导致茶人将能否给客人献上珍奇物品看得很重要，茶事料理中的猎奇想法非常严重。

　　但是，随着茶人对茶事的精神层面追求的加强，促动了茶人对作为日本茶道的料理的反省和深思，因而使带有二之膳、三之膳的茶事料理逐渐遭受到了被排斥的命运，于是才有了“怀石”料理的问世。《南方录》“墨引”卷中的“应在适当时候添炭，然后奉上怀石”，这大概是茶书中把茶事料理称作“怀石”的首次记录。

　　那么，为什么要使用“怀石”一词呢？“怀石在禅林亦称作药石，僧人将温暖的石头抱在怀中抵挡饥饿感，因此有了‘怀石’的名称。禅林所谓的小食、夜食等，与药石和点心意同，吃得都十分简单清淡。‘怀石’是非常适合称呼草庵茶料理的文字，颇具有chà意并且非常有意趣”(《吃茶南方录坤》)。也就是说，茶人将日本茶道的茶事料理命名“怀石”，是受了佛教禅宗的影响，是茶人为了追求“chà”的意境和体现“chà”的精神而特意选定的名称。“小草庵的茶之汤，首先要依佛法修行得道为根本。追求豪华房宅、美味食品，乃俗世之举。屋，能遮雨；食，能解饥，足矣，此乃佛之教诲，茶之汤之本意也。”(《南方录》)“怀石”之意，可以说恰好顺合了日本茶道之本意。“怀石”这一重视日本茶道精神意义的表记，是在天明7年(1787)以后才得到了统一，并固定下来(筒井hóng一：《怀石之研究》，第92-95页)。

　　理想的怀石料理，一般由“一汁三菜”构成。所谓一汁三菜，就是一种酱汤和一小碟生鱼丝、炖煮菜蔬、烧烤菜蔬。“草庵的料理，汁一，菜二或三，酒也要少些。过分费心思预备丰盛的料理是不适合chà茶室的(《南方录》)。”以《南方录》为首的茶书，都一致认为是千利休改革了以往的茶事料理，并吸收了禅院精进料理做法，才创立了一汁三菜的怀石。“利休在举办茶会时，料理超过三菜的极为稀少。”(《给宗甫公古织的疑问书》)；“从前招待贵人是二汁三菜，但自利休改正后，即使是贵人也是仅用一汁三菜或一汁两菜，chà者一汁一菜。”(《茶道古典全集》第3卷，第438页)在chà茶形成的过程中，也唯有千利休是彻底遵照其师武野绍鸥“无论是何等珍奇客人也不可超过一汁三菜”的要求来做的。即使是对现世最大的当权者，只要是草庵的茶事，茶席里的料理也必须符合chà茶的精神趣向。(筒井hóng一：“会席料理”，载《京料理的历史》，柴田书店1979年)

　　在对日本茶道的礼仪做法尚没有家元制度下这么容易统一的时代，关于“怀石”的形成，将其归功于某个个人是否妥当，或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，历史真相如何，也还有待于历史学家们今后的努力。总之，从一味追求饱口福的“会席”、“会膳”，到“食，能解饥，足矣”这一契合日本茶道之本意的“怀石”的诞生，可以说实现了茶人从生物性需求向社会性需求、情感性需求的飞跃，也将日本茶道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精神层面。“怀石”不仅满足了茶人要“吃饭”这一生物性需求，而且因其是为宴请招待客人而制作的饭菜，自然也免不了要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性作用。按照日本茶道的礼法，在进食“怀石”的前席，一般壁龛上都会挂着一幅昭示着茶事主题的禅僧墨宝，主客间基于此进行“怀石”的应酬，虽不像在禅堂进餐那样要很庄重地合掌唱诵“食事五观文”，但彼此在同一主题下，共享一期一会的时空，可以说，这不仅满足了彼此交往的社会性需求，同时也实现了彼此间情感的互动，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彼此的情感需求。